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的奖项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莫基尔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霍伊特则因“提出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而分享了另一半奖金。
虽然三位学者的研究路数不尽相同——莫基尔侧重于用历史学的方法记录早期增长的事实，而阿吉翁和霍伊特则更倾向于用经济模型刻画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他们三人的工作共同勾勒出一条从思想启蒙到创新机制的清晰逻辑线索，揭示了经济学中“增长”这一古老命题的本质：知识是火种，创新是烈焰，毁灭是灰烬，而增长，是无数次毁灭灰烬之上的生生不息。
一、莫基尔：知识点燃现代增长
（一）莫基尔其人
1946年，莫基尔（Joel Mokyr）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则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一岁那年，父亲因癌症早逝，母亲便带着年幼的他回到了以色列海法。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只是一块处于英国托管下的贫瘠之地。不过，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当地文化对教育和求知极为重视。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莫基尔曾回忆道：“我童年的最大印象，是图书馆比市场更热闹。”或许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早早感受到知识的庄严与温暖——知识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方式。
本科期间，莫基尔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68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远赴美国，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在著名经济学家威廉·N·帕克、洛依德·雷诺兹以及华裔经济学家费景汉的指导下学习。在耶鲁期间，他受到诺思（Douglas North）等制度经济史学者的影响，认为增长问题不能仅从统计数据理解，而要追问制度与文化的背景。但与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制度解释的单线性逻辑。他注意到，即使制度相似，不同地区的增长路径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同为欧洲国家，英格兰与意大利的工业化速度差距极大；同样是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与威尼斯的命运却背道而驰。由此他意识到，除了制度之外，文化等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在解释增长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个发现，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研究的基础。
1974年，莫基尔完成博士论文《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至今仍在该校工作。目前，他是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曾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职外，莫基尔还曾担任经济史领域顶级刊物《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编和经济史协会主席，并担任《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主编。
（二）现代增长起源之谜
作为经济史研究者，莫基尔关注的主题是现代增长的起源问题。
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一个现代才有的现象。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中，其人均GDP和生活质量在千年之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换言之，如果让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或者让一个“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欧洲人穿越回古罗马，他们都不会觉得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从18世纪开始，西欧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和生活质量都迅速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印度等东方古国却依然陷于增长的停滞之中。这个现象，正是加州学派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为什么西欧会率先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而东方国家却未能做到？关于这一问题，在莫基尔之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各自的解释。例如，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倾向于从生产要素成本的角度加以说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则更强调产权保护的作用，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学者认为，贸易的扩大是促成西欧率先崛起的关键推力。
在莫基尔看来，虽然这些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增长的起源作出了贡献，但它们都不够完备：首先，现代增长并未局限于某一两个国家，而是迅速扩展至整个西欧。现有理论或许可以解释英国或荷兰为何在发展中取得先机，却无法说明为何西欧整体能够共享高速发展。其次，在18世纪以前，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可以由制度因素解释；但18世纪以后，增长速度对制度因素的依赖似乎减弱，而这一变化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最后，与前现代增长相比，现代增长具有更强的稳健性。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会对前现代经济产生深远干扰，而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一特征，同样难以通过传统理论充分解释。
基于上述问题，莫基尔认为，只有从新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揭示现代增长的根源。他提出的这个新视角，便是“知识”。在他看来，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来自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非单纯的经济激励。相比之下，经济制度与市场只是“放大器”，而非“起点”。
（三）有用知识与现代增长
莫基尔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知识”（Epistemic knowledge），另一类是“实践知识”（Techne）。前者指对自然规律的系统理解，多由专业科学工作者所掌握；后者则是可用于生产和改良的实用技能，主要源于劳动者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在前现代社会，这两类知识彼此分离。科学家（当时多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通常不直接参与生产，劳动者也无暇理解科学家的思想。但进入现代之后，这两类知识开始紧密融合，并在生产实践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莫基尔认为，只有当这两种知识能够被充分创造、积累、传播并相互结合时，工业革命与现代增长才得以启动。欧洲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增长，关键在于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更有利于“有用知识”的创造、积累与传播。
莫基尔指出，当时的欧洲由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组成。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企业家、创新者、思想家或异端学者若在一国遭受压制，往往可以轻易逃往邻国，从而确保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延续性。而政治分裂之外，欧洲在“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上却高度一体化：知识分子普遍使用拉丁语这一通用语言，以古典文明为共同知识基础，并通过跨国学术共同体——“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进行交流。这种结构使得新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尤其在印刷术普及之后，知识更以几何级数扩散，并与生产实践深度结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才有机会率先开启现代增长的大门。
（四）启蒙运动的遗产
那么，18世纪欧洲人信奉知识、信奉进步的文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莫基尔认为，这主要源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历史研究者在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常常提及启蒙运动的作用，但他们通常将关注点集中于其对制度因素（如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影响，而忽略了对知识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中，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探寻各种规律。他们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尔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对强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它激励了人们投身于科学研究，极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它显著提升了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使得既有知识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这两个方面中，莫基尔特别强调了后一点——即培根计划对知识可及性的增强作用。在论文中，他提出了知识可及性得以强化的几个原因：
其一，从技术层面看，培根计划促使更多知识以更统一的术语被记录，并催生了学术杂志等知识传播的媒介，这些都大幅降低了获取知识的成本。
其二，培根计划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态度。人们开始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学发现，并鼓励同行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
其三，培根计划也推动了有利于知识传播的制度建设。大学、学术会议等机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良好发展。
其四，它还催生了社会对知识的真实需求。人们开始更加尊重知识，愿意为获取知识而付出代价。这些因素共同激发了知识的创造与传播。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莫基尔曾统计《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关于各国描述的总行数，并用该数值除以该国人口数，由此构造出一个“启蒙运动指数”（Enlightenment Index）。在具体统计描述行数时，他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仅计算提到该国的总行数；第二种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提及该国具体地区的行数。因此，他得出了两个版本的“启蒙运动指数”。不过，在数值上，这两个版本结果基本一致。
通过对各国启蒙运动指数的比较，莫基尔发现，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地区的指数显著高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而这种地理分布，恰与欧洲各国经济起飞的顺序高度吻合。
当然，“启蒙运动指数”等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因此，在一系列著作中，莫基尔也探讨了其他可能代表知识启蒙的因素，例如学术期刊的创办、科学团体的活跃程度等，并考察了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与“启蒙运动指数”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启蒙在推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阿吉翁和霍伊特：增长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一）富二代和老伙计
在经济学家当中，阿吉翁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1956年，他出生于法国巴黎，其父亲雷蒙德·阿吉翁（Raymond Aghion）是一位左翼政治活动家，母亲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则是法国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被誉为“巴黎左岸时尚的灵魂”。不过，阿吉翁并没有选择子承父业投身政治，也没有继承母亲的生意成为一名时尚人士，而是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志业。
1987年，阿吉翁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导师包括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论专家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w Mas-Colell），以及微观理论学者杰里·格林（Jerry Green）。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出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员。此后，他辗转欧洲多地，先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任职。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大学任教。2015年，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他回国担任经济顾问（也有传言称是为继承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家业）。同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基因，阿吉翁在理论研究之外，也非常热衷于为各国发展建言献策。早在1994年，他就曾来华，参加在京伦饭店举办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为中国企业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2017年，他与合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产业政策问题的论文，还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与阿吉翁相比，霍伊特的身世并不显赫，经历也相对简单。1946年，他出生于加拿大，1968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次年在西安大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西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从1972年至1996年，他在西安大略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曾在魁北克拉瓦尔大学、法国巴黎和图卢兹大学、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者。1996年，霍伊特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2000年加入布朗大学，直至2021年退休。
坊间传说，阿吉翁和霍伊特初次相遇是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当时，年轻气盛的阿吉翁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主流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的不满，霍伊特对此并不认同，于是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会议结束，两人仍意犹未尽，便一同前往咖啡馆继续讨论，直到晚上才被清洁工请出门。那一天，理论的火花点燃了一段长期合作的缘分。
这两位学者中，“富二代”阿吉翁性格外向、奔放，富有激情，而年长的霍伊特则性情温和、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老伙计”。但奇妙的是，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学者却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合作，并形成了高度互补的搭档关系。在合作中，阿吉翁善于快速构思，霍伊特则负责将想法写成方程。两人的合作就如同爵士乐的创作——阿吉翁吹奏旋律，霍伊特配上节奏。
据说，在他们合写论文的早期年代，通信主要依赖传真。阿吉翁常在深夜传真数页修改稿，霍伊特则在清晨回传新版本。最终的论文稿页边布满手写的注释与反驳。有他们的同事打趣道，那些传真比论文模型本身更能体现“创造性毁灭”的精神——每一次推理的进步，都是对前一版本的彻底推翻。
（二）增长动力的“黑箱”
众所周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尝试对现代增长是如何发生的进行理论刻画，但大多未能成功。这一切直到1956年索洛发表其开创性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后才发生了改变。
在这篇论文中，索洛用一个极为简洁的模型呈现了经济增长这一宏大主题：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有两个用途——既可以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人口提供资本，也可以用于资本的“深化”，即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资本不断积累，经济最终将运行至一个均衡状态：资本的深化趋于零，新增储蓄全部用于广化资本。在这一均衡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维持稳定，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再上升，整体产出由人均产出与人口数量共同决定。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这一结果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与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资本就越需要用于广化，从而压低均衡资本存量；储蓄率越高，则积累更多资本，提升均衡资本水平；更高的技术水平意味着以相同资本投入可获得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也推动均衡资本水平上升。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与技术水平这三个变量确定，不论经济体的初始状态如何，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最终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经验上看，人口增长率与储蓄率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剩下一个——技术。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却精准地揭示了增长问题的关键——技术。许多后续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技术差异是解释现代各国增长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然而，作为一个模型，它存在一个核心缺陷：既然技术决定增长，那么技术本身又由什么决定？很显然，如果不打开“技术”这个黑箱，就无法真正解释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索洛之后，许多学者尝试弥补其模型的这一不足，并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理论。在经济学中，这类试图打开“技术”黑箱、追问增长根本来源的理论被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根据对技术进步机制理解的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是以罗默（Paul Romer）与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学派，强调知识的内生创造；第二是以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为代表，突出技术传播、技术互补与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三个流派，则是以阿吉翁和霍伊特为代表，建立在“创造性毁灭”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三）创造性毁灭的力量
如果从思想史角度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模型其实并非全然原创，其理论内核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天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作为与凯恩斯并肩的理论巨擘，熊彼特为经济学贡献了众多宝贵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论述，至今仍被反复引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这一理论充满洞见，为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灵感。然而，由于熊彼特的思想过于精深、不易形式化建模，长期以来它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虽被反复提及，却鲜有主流宏观经济学者严肃采用。
直到1992年，阿吉翁与霍伊特共同发表了《基于创造性毁灭的增长》（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一文，建立起“熊彼特增长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熊彼特的思想才开始在现代增长理论中真正焕发新生。
在这篇奠基性论文中，技术被形式化为经济生产中最关键的中间投入品，产品生产依赖于这些技术。企业一旦掌握生产技术，便拥有市场力量，获取垄断利润。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实现，而获取新技术的唯一方式是进行研发（R&D）投入。研发被设定为一个带有随机性的过程，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一旦研发成功，新的、更优技术就会出现，旧技术随之被淘汰。
通过这一刻画，索洛模型中缺失的“技术更新”过程得以补充与解释。
在这种“创造性毁灭”框架下，技术变迁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更新技术提升了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使发展更为可持续；另一方面，旧技术被淘汰会对掌握旧技术的企业及相关利益集团带来冲击。社会整体福利的变化，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
显而易见，相较于同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理论具备更强的解释力：首先，模型引入了研发的随机性，使其具备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周期的能力；其次，由于同时纳入新旧技术的博弈，它更适合分析技术变迁背后的利益冲突与博弈结构，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理论不仅具有高度理论性，也具有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创造性毁灭”模型最初是作为增长理论提出的，但两位作者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扩展这一框架，使其逐渐演化为一整套完整的“熊彼特范式”。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增长被视为创造与毁灭的动态平衡，而这一逻辑也可用于解释现实中的众多经济现象。几年前，阿吉翁出版专著《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系统阐述“熊彼特范式”的核心思想，并运用该框架分析诸多现实经济问题。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展示他们如何用“熊彼特范式”分析现实中的经济现象。
（四）竞争与创新的平衡
竞争究竟会如何影响创新？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上，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竞争与创新呈正相关关系——竞争越激烈，创新越活跃。这一观点可追溯至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因此常被称为“阿罗效应”（Arrow Effect）。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理由也很直观：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掌握垄断地位、利润丰厚的企业，才具备长期投入创新的能力。这一立场源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论述，被称为“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 Hypothesis）。
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现实？在阿吉翁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按照“熊彼特范式”，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现实中，市场上的企业在技术层次上存在明显差距——有的接近技术前沿，有的则远离前沿。对于前沿企业而言，竞争加剧意味着其领先地位面临威胁，因而会激发更强的创新冲动；而对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来说，激烈的竞争则可能挤压其生存空间，导致预期回报下降，从而选择“放弃努力”，不再进行研发投入。
阿吉翁将这种分化效应形象地称为“激励效应”与“打击效应”。这种逻辑可以用一个课堂比喻来说明：当一个班级来了几位特别优秀的新同学，原本成绩好的学生会被激励得更加用功，希望维持领先；而成绩差的学生则可能因“望尘莫及”而选择躺平。
阿吉翁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竞争强度下的相对权重是变化的。如果一个行业的竞争程度原本较低，说明市场主要由上一轮“创造性毁灭”中胜出的少数企业主导，它们拥有丰厚利润。此时，竞争的加剧会促使这些企业为了维持利润而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更多创新——此时“激励效应”占主导。而当市场竞争已然激烈、企业利润空间本就微薄时，进一步提升竞争强度只会打击企业创新的意愿，“打击效应”便占上风。
综合来看，阿吉翁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当竞争程度在某一临界点之前上升时，有助于激发创新；但一旦超过该阈值，创新反而受到抑制。
这一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现实中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新的启发。例如，在产业政策领域，过去几年我国曾就“是否需要产业政策”展开一场激烈论战，争论双方陷入了“要不要”的二元对立。但从“熊彼特增长范式”的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而是“怎么要”。
如果产业政策采取的是传统的“奖励赢家”模式，其结果往往是强化市场集中度，削弱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这就像只给班上的尖子生补课，最终只会让少数人变得更优秀，而大多数学生失去奋斗的方向。相反，若产业政策采取“横向的、普惠的”方式，帮助后进企业提升能力、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差距，市场整体的创新活力反而会增强。
换言之，产业政策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奖优”还是“扶弱”，而在于能否根据现实条件，合理设计出最有效的竞争结构。
（五）碳中和应当如何推进
当下，“碳达峰”和“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存在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渐进式方案，即先从高污染能源（如煤炭、石油）过渡到污染较轻的中间能源（如天然气），再逐步向清洁能源转型；另一种则是激进式方案，主张直接跳过中间阶段，一步到位推进新能源替代。
表面上看，前一种方案似乎更稳妥、阻力更小，也更符合传统“渐进式改革”的逻辑。然而，阿吉翁从“熊彼特范式”出发，认为这种“稳妥”未必意味着“高效”。他指出，任何重大的技术转型都伴随着“创造性毁灭”——新技术的兴起必然意味着旧体系的瓦解，而这种破坏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往往被低估。
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例，每一次能源替代都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天然气取代石油成为主要能源，大量石油工人可能面临失业，同时天然气产业则会创造新的岗位需求。如果改革按阶段进行，这种利益重组将发生多次，每一轮都意味着制度摩擦、社会成本与政治博弈的累积。而如果能源结构能够一次性完成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跃迁，尽管短期冲击更大，但整体调整成本反而可能更低。
更关键的是，渐进式改革容易形成“中间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例如，天然气若成为主导能源，其相关行业可能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反过来阻碍后续的清洁能源转型。阿吉翁正是对这种“中途锁定效应”发出警示：越是分阶段改革，越容易被阶段性利益结构所绑架，最终导致真正的技术跃迁被搁置。
客观而言，阿吉翁的建议带有一定的激进色彩，也存在不少现实操作上的难度。毕竟，能源体系重构关乎数亿人的生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的分析确实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碳中和”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不应仅关注转型路径的稳健性，更应重视整体效率与长期动力。很多时候，最具风险的选择，或许才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改革方案。
结语：增长并非理所当然，理应悉心守护
当我们回望经济学的两百年历史，“增长”似乎一直是那个永恒的中心词。从斯密的“分工”，到索洛的“技术”，再到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知识—创新—毁灭”三部曲，增长理论不断演化，像一条隐形的线索，将人类的思想与制度串联在一起。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条曲线向上还是向下，而是我们能否理解这条曲线背后的深层含义：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我们常将增长等同于财富的增加、产出的扩张或GDP的攀升。但三位学者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增长的更深层含义是文明的学习能力——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持续积累知识、鼓励创新，并在毁灭中重建秩序。莫基尔告诉我们，增长始于思想的开放；阿吉翁提醒我们，增长依赖创新中的竞争；霍伊特则指出，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社会具备在毁灭中学习的能力。这些教诲看似平实，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当下，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AI、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仿佛即将跨过增长的“奇点”，迈入一个增速无限、技术主导的新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似乎正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各国重新背弃开放，回到以邻为壑的路径。对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传播与市场规模效应，正面临被撕裂的风险，许多国家的现实经济也正在重新陷入停滞。
此外，增长本身的阴影也在不断显现——伴随GDP的走高，收入分配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社会撕裂等问题愈发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理论成果，便显得格外富有现实意义。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在颁奖词中说道：“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支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以免陷入停滞。”我想，在享受现代增长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时，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住这句警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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